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诗人有意打破中国传统格律诗和现代自由诗的界限

小说 201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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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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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2014-5-26 16:46:07

原标题:创新诗体 高歌岭南——评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的史诗《岭南歌》

  摘要:柳忠秧以犭*虫创的“新歌行体汉诗”的形式,大笔抒写了长篇史诗《岭南歌》。该诗从时间维度上展现了岭南千古风流的人文画卷,从空间维度上歌颂了南国气象万千的秀美河山。《岭南歌》具有大题材、大气势、大境界的特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对岭南文化的歧视与偏见。其诗历数岭南130多位历史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罕见。诗人有意打破中国传统格律诗和现代自由诗的界限,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融为一体。在诗体上作者吸取了诗经、楚辞、汉赋、骈文、乐府民歌、唐代律绝尤其是“四杰”和李白歌行体的精华,句式整齐而有变化,变化中暗藏玄机,在工丽整练中显示歌行体的韵律美、流动感和非凡气势,表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黄钟大吕般的盛世之音。

  关键词:岭南歌;新歌行体;史诗;汉诗;柳忠秧一岭南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距今约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属于早期智人的马坝人在现广东曲江的山区生活。考古专家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分为许多区域,珠江文化流域区,是与黄河文化流域区、长江文化流域区、北方和东北文化区并列的著名“四大区域”之一。位于广东韶关的“石峡遗址”是珠江文化流域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已经发现夏商之际的40多座墓葬,出土物以饰曲尺纹、长方格纹等几何印纹陶为特征,并用稻米随葬,说明比较原始的采集、渔猎在当时已退居次要地位。

  在历史长河中,岭南风云人物可谓不断涌现:南越王“反秦自立保民安”[1]、六祖慧能“见忄*生成佛创南宗”、张九龄“融通中原凿庾岭”、陈献章“犭*虫创心学破定尊”、林则徐“销烟御敌战虎门”、康有为“公车上书变革行”、梁启超“护国讨袁反帝制”、孙中山“三民主义开新国”,无不建立丰功伟绩,可歌可泣!尤其是在最近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中,广东在全国开风气之先,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长期以来,犭*虫具特色、与时俱进、富有生命力的岭南文化,在学界和社会的评价中却处于边缘化、矮化的尴尬地位,与广东的经济大省、文化强省、诗歌大省的称号极不协调。岭南文化在文学上、尤其在诗学上的表达显得苍白无力。岭南文化期待着如椽巨笔,期待着自身与外界的客观认同和真实评价。

  柳忠秧,一个外省的诗人、学者,因为爱情的关系迁居广东,或许是“爱屋及乌”竟然迷恋上了岭南的山山水水和岭南文化。他花费了数年时间走遍南粤大地,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几易其稿,呕心沥血,以饱满的激情和诗忄*生智慧创作了长篇史诗《岭南歌》。该诗于2010年10月28日在上海世博会广东馆隆重发布,作者现场朗诵。2011年8月结集《岭南歌:柳郎犭*虫唱岭南好》由广州出版社出版。2012年8月30 日《光明日报》“迎接十八大特刊”刊登。

  二文学艺术贵在创新。所谓创新,一是要在思想内容上提供一些前人没有写过的新题材、新经验、新思想、新发现,有原创忄*生的突破;二是要在艺术形式上提供一些前人没有用过的新形式、新语言、新技巧、新探索,有建设忄*生的贡献。前者体现犭*虫特的思想价值,后者体现犭*虫特的艺术价值。《岭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均有所创新,殊为难得。

  (一)大题材《岭南歌》长达300余行,3200多字。时间从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写起,直到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上下十万年。空间覆盖中国五岭——越城岭、萌诸岭、都庞岭、骑田岭和大庾岭之南的广东、广西、海南等广大地区。长诗历数在岭南出生、活动过的130多位历史风云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盖棺论定,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史才识见,几乎句句有典故、字字有来历。其内容还涉及岭南的天文地理、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经济物产、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城市建设、商业贸易,等等,可说是包罗万象。作者对岭南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不仅描写了帝王将相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写了一些不太为常人所知学术人物。如汉代的“三陈氏”陈钦、陈元、陈坚,“大宗三陈氏:《陈氏春秋》传经学,鸿儒帝师饱学渊。《左氏训诂》博士首,继往开来大德堪”。陈钦是西汉与刘歆大致齐名的古文经学家,著有《陈氏春秋》一书,是王莽的经学老师。其子陈元不仅为《左传》著书立说,而且在朝廷与今文经学家范升进行激烈的辩论,争取《左传》立于官学,设置《左传》博士,为传播《左传》并确立其学术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元之子陈坚,也继承家学,善于文辞。“三陈氏”祖孙三代学问相传,成为当时全国一流的大学问家,在蛮夷之地的苍梧耸立了一座学术高峰。至于番禺的邓世昌、梅州的黄遵宪、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启超、中山的孙中山,作者更是如数家珍。还有“杨仙逸一飞冲天,航空之父真奇志”、“‘广东十虎’血战九州,威震南北”、“ 钟惠澜屡克瘟神,悬壶济世救万众”……对岭南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几乎一网打尽。该诗属于宏大叙事,却无一般长诗的空泛之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一桩桩悲壮的历史事件,还有岭南瑰丽奇特的自然风光、山水景物,像坚实的柱梁砖瓦支撑了《岭南歌》宏大的史诗结构,可谓体大而思精。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巨大的涵盖量,突破了古人登高登楼的一己抒怀,二京三都的地域局限,即使从中国文学史的高度看,也是非常难得的。一首诗写了130多位历史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作者为珠江文化流域区撰写了长篇史诗,在全国开风气之先,颠覆了长期以来对岭南文化的传统歧视与偏见,让人耳目一新,大大增强了广东人民的文化自信。

  (二)大气势《岭南歌》的大题材需要大气势才能驾驭贯通。既为“歌”,开头几句极为重要,起到一个“定调”的作用。“岭南大派,南天雄脉;万里云动,春潮澎湃”,开篇即不同凡响,气势豪雄,意境高远,为整首诗奠定了一个豪放雄壮的基调。接下来便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下笔有神,一气呵成。其气势贯通全诗,起伏跌宕,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形成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古人所说的“文以气为主”[2]、“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用来评价《岭南歌》也是非常合适的。著名作家陈世旭指出:“柳忠秧显然不屑于雨打芭蕉落闲庭式的吟风弄月,浅斟低唱。其诗刚健豪放,气势澎湃,如波翻浪滚。笔力千钧,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多情与奇诡交相辉映,厚重与忄*生灵兼收并蓄,读之荡气回肠。”[4]无犭*虫有偶,著名学者李遇春也指出:“诗人追求的大气,是一种雄直刚健之气。‘雄’是质,是神,而‘大’是形,是貌;形神兼备,有雄乃大,故全诗骨气端翔,诵之有金石声。这种雄大之气流贯于全诗的字里行间,气势逼人……《岭南歌》及其作者堪称‘气盛者’,故能驾驭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风流人物于笔端,举重若轻。”[5]这些评论都指出了《岭南歌》的气势对题材内容的统摄贯通作用。短诗一气贯通易,长诗一气贯通难。应当强调的是,这种“气”来自于诗人本身的思想品德修养,同时具有作者的个忄*生、禀赋和才气,是一种正气、浩然之气、阳刚之气,激荡于诗句字词之中,与配合思想感情的音韵汇合在一起,读之令人慷慨激昂,听之如同黄钟大吕。

  (三)大境界大题材、大气势,必须有大境界作为底蕴。很难设想视野狭小、思想浅薄的人能写出《岭南歌》这样的长篇史诗。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6],诗亦然。如果说《岭南歌》第一章是以山水开篇,横向展开岭南的全景式描绘,那么第二章则是纵向展示岭南的历史画卷:“渊远流长,源出马坝。先秦百越,本根进化。汉风楚韵,融合儒家。坛经传世,佛门光大。曲江开宗,诗冠风雅。安道正谏,风采清华。一体乾坤,精微白沙。维新改良,启蒙教化。辛亥革命,碧血黄花。讨袁反帝,护国护法。英勇北伐,一统华夏。铁血抗战,壮殉国家。改革开放,鼎盛天下。风动五岭,万丈霁霞!”区区14行诗就高度概括了岭南重要的历史节点,如果没有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和深厚学养是无法做到的。长诗中所讴歌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都是在历朝历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慈善家……忠臣清官如海瑞、包公、林则徐,爱国烈士如文天祥、袁崇焕、邓世昌,抗战英雄如陈铭枢、蒋光鼐、薛伯陵,人人都是忠肝义胆,义薄云天,可见作者具有崇高爱国的思想境界。画龙点睛“三陈氏”、葛洪和六组慧能,作者在儒道佛方面的修养和境界令人称叹。即使写体育健儿“容国团小球大道,中华世界首冠军”,也不可小觑:乒乓球是所有球类中最有旋转的运动,从电子、地球到宇宙星云,无一不在旋转:“旋转”蕴藏着宇宙与生命的奥秘,一句“小球大道”透露出作者的思想境界。“诗人以岭南人文历史为载体,充分表达出自己对岭南文化的认同与景仰,一扫史上人们对岭南的地域偏见和歧视。透过一代代岭南豪杰之士在中国历史舞囼叱咤风云的壮举,张扬属于岭南人的犭*虫特精神个忄*生。以摧枯拉朽的气魄,彻底摆脱传统中原文化的评价标准,从繁复多彩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采撷优秀的文化因子,在复杂纷纭的政治与经济变化中梳理鲜明的文化特质,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评价标准。多种元素构成了这部诗作高古雄迈、瑰伟奇绝的史诗品格,并对我们所处的现代生活与文化提出追问。”[7]总之,《岭南歌》的思想内涵博大精深,结构宏阔,大气磅礴,境界高远,以史载诗,以诗传史,堪称岭南文化具有史诗忄*生质的长篇杰作。

  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病重住院期间,对前来探望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李冰说,中国新诗没有找到形式,真是一针见血。中国古代诗歌流传数千年,至唐代的格律诗(律绝),把汉语言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一种精致、优美、有意味的形式。后人难以超越,其诗歌体式沿用至今。格律诗是长期农业文明的精神产物,大多为自然意象,一旦加入现代词语,如钢铁、塑料、石油、玻璃、电脑、神六等,感觉很不协调。加上格律诗讲究平仄、押韵、对仗,字数句数都有严格规定,不利于表达现代人焦虑、困惑、虚无、荒诞等微妙复杂的心理感受,格律诗已经走向末流。虽然当代写古体诗的不乏聪明才俊之士,但毕竟时过境迁,盛唐之音已成历史绝响。20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忄*生,但“打倒孔家店”对传统文化否定过多,切断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命脉,于是古体式微,用白话写作的自由体新诗兴起。由于新诗过于自由,没有规范,无规律可循,也就没有比较一致的审美标准,造成了创作和评价的双重混乱。新诗早期“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刘梦苇、陈梦家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新诗形式格律化主张,并开展了新格律诗运动。建国后提倡新格律诗的也不乏其人,深圳在90年代还成立了一个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但因理论建树不多,又无新格律诗的力作来支撑,都不了了之。新诗的形式问题,在文学界至今都是一个令人纠结、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柳忠秧是一位诗歌体式的革新者。他希望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在当今文坛复活中国古体诗词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学样式,让中华诗词再现夺目的光芒。在《岭南歌》之前,他已经成功创作了长篇七言古诗《楚歌》和抒情长诗《天下洞庭天下楼》,积累了长诗创作的经验。《岭南歌》因其时空跨度太大,又有130多位风云人物和众多历史事件穿插其间,一定的思想内容必须寻找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柳忠秧大胆创新了一种前所未有诗体:既不是纯粹的古诗律绝、楚辞汉赋,也不是纯粹的骈文和乐府歌行,更不是现代新诗,但却又兼有众体之长。全诗以四言、七言为主体,穿插了三言、五言、六言、八言、九言句式;外散内律,骈散相间,整齐而又有变化,句式灵活多样,又有一定规律可循;无意于对偶,却骈句随处可见;无意于平仄,而韵律自然天成。《岭南歌》问世以后,舆论哗然。写新诗的人说它传统守旧,写古诗的人说它不讲平仄对仗,不古不今,不伦不类。赞之者誉为“新古体诗”、“辞赋体新诗”或者“新辞赋体”。到底是属于古诗还是新诗,读者和评论家都陷入了命名的困境。

  我认为,柳忠秧的《岭南歌》既不是“新古体诗”,也不完全是“辞赋体新诗”或者“新辞赋体”,而是一种“新歌行体汉诗”。所谓“古体诗”,也叫古诗、古风,是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律诗绝句)相对而言的,指句数不拘,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比较自由的古诗。古体诗一般是整齐的五言、七言诗,也有的偶尔加进一两句三言、四言,而《岭南歌》却是以四言、七言为主体,还加入了不少其他句式和现代汉语,因此,说《岭南歌》是“新古体诗”显得十分牵强。论者中,樊星先生认为是“一部(辞赋体)宏篇力作《岭南歌》”[8];古远清先生认为《岭南歌》“是一种辞赋体新诗”[9];李遇春先生认为“《岭南歌》属于新辞赋体”[10],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辞赋”,《辞源》解释如下:「辞赋」 文体名。汉代常把辞和赋统称为辞赋。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叫“楚辞”。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故又称骚体。后人也把屈原的作品叫做“屈赋”。赋的名称一般认为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汉代大赋以铺叙事物为主,继承“楚辞”一些形式上的特点,而更多地采取了散文的手法。又有小赋,以抒情为主。以后沿着骈文和古文的交替发展,其接近于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律赋”。[11]楚辞以“兮”字安排在句末或句中为特征,《岭南歌》通篇只用了一个“兮”,但继承了《离骚》爱国忧民的情怀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以及把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的表现手法。西汉大赋如枚乘《七发》、东方朔《答客难》、司马相如《子虚赋》,均采用主客问答的散文形式,《岭南歌》与之相去甚远,但又吸取了大赋描写事物的铺陈排比手法。东汉小赋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以抒情为主,篇幅短小,而《岭南歌》篇幅宏大,以叙事为主结合抒情,又吸取了东汉小赋句式比较灵活、且有骈偶成分的特点。《岭南歌》句式多变,随心所欲,抒情达意,不重格律,也不是标准的骈赋、律赋。

  如上所述,《岭南歌》吸取了辞赋的一些元素,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辞赋体。与其说它是辞赋体,还不如说它更接近唐代的七言歌行。“初唐四杰”变革齐梁文风,卢、骆以七言歌行体取胜,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和骆宾王《帝京篇》对宫体诗风都是有力的冲击。李白更是把歌行体自由挥洒、气势壮大、行云流水的特点发挥到极致,《襄阳歌》、《扶风豪士歌》、《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等都是七言歌行体的代表作。

  七言歌行是七言古诗与骈赋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诗体,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南朝乐府和近体诗的一些影响。以五、七言为主而夹杂少量三言的体式,本身就有一种流动感,骈赋中间的蝉联句式,往往能使全篇的气势为之一振。[12]用这些话来评论《岭南歌》也同样适用,所不同的是《岭南歌》是以四言、七言为主,按内容的需要灵活穿插了三言、五言、六言、八言、九言句式;六四、七四的蝉联句式更多,变化也更大。就诗体而言,二言古朴明快,四言庄重典雅;三言、五言变偶为奇,增加变化;七言则字数较多、句式较长、容量更大,擅长于叙事、抒情、议论,表现豪迈奔放的气势。《岭南歌》中的八言句式一般是人名加五言,如“邓兆祥古稀督水师”、“谢晋元孤旅战强寇”;九言句式如“粤剧潮剧似南国红豆,剧剧精彩。汉剧琼剧乃字润腔圆,腔腔动人”,是并列2个二言,中间用1个关联词带一个四言句式,突出岭南剧种之多、特色鲜明,后面再来一个四言句式,形成骈句,不仅节奏鲜明,且有气势。如果一句诗字数超过九言,读起来比较辛苦,节奏也不易把握。但柳忠秧也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请看:岭南之春,花发天下,百派生机向南海,缤纷满怀!

  岭南之夏,热情盈火,四方茂盛聚繁荣,心花绽开!

  岭南之秋,沉熟饱满香正浓,雨之韵,天之籁!

  岭南之冬,云山雾水为君待,风之后,春涛来!

  这是《岭南歌》最后一章中的一节,相当于大型交响乐的高潮和尾声。诗人采用汉赋常用的铺陈排比手法抒写岭南的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一行诗,每一行由4个短句组成,前2行是四四七四,后2行是四七三三,整齐而有变化,每行句末押怀来辙的韵,节奏鲜明,声音响亮,铿锵有力,声情并茂,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对岭南四季风光的赞美热爱之情。

  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的艺术。诗歌是文学中专主抒情的高级语言艺术,擅长用心灵化的意象语言实现对客观世界的重整,以最直观,最富于想象、哲思和美感的形式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谛,从而创造一个不等同于现实秩序的理想化的审美空间,以求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绝对自由。诗体的创新必然带来语言的创新,或者说语言的创新推动诗体的创新。柳忠秧对汉字一字一音、单音节象形文字的特点有深刻的体认,立志承传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让汉诗在现代再现光芒,追求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请看:市城相接,车楼涌动,生息百万人家!

  东方之珠,南海之恋,千年深情诗与画!

  金穗飘香,五羊仙驾,一城风韵满城花!

  风涛激荡,鹍鹏昂扬,遍地青潮写神话!

  第一节抒写现代城市繁华,“生息百万人家”应是从柳永写杭州的《望海潮》“参差十万人家”中化出,但“生息”比“参差”更有表现力,“百万”比“十万”更大气。下面3节分别写香港、广州、深圳,都能拈出每个城市的特点,传达古典神韵与现代气息,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有机融会在一起,展示出中国汉语言文字犭*虫特的艺术魅力。

  柳忠秧以犭*虫创的“新歌行体汉诗”的形式,大笔抒写了一部结构宏大、内涵深厚的长篇史诗《岭南歌》。从纵向之时间维度展现了岭南千古风流的人文画卷,从横向之空间维度歌颂了南国气象万千的秀美河山。诗人有意打破中国传统格律诗和现代自由诗的界限,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融为一体。在诗体上汲取了诗经、楚辞、汉赋、骈文、乐府民歌、唐代律绝,尤其是“四杰”和李白歌行体的精华,句式整齐而有变化,变化中暗藏玄机,在工丽整练中显示出一种歌行的韵律美和流动感,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沉雄豪放,高唱入云,表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黄钟大吕般的盛世之音。

  参考文献[1]本文所引诗句未加注者,均出自柳忠秧《岭南歌:柳郎犭*虫唱岭南好》,广州出版社2011年8月版。

  [2]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158页。

  [3]韩愈《答李翊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16页。

  [4] [7]陈世旭《岭南歌大风——诗人柳忠秧史诗抒写岭南文化》,《扒头条》2012年10月17日A21版。

  [5] [10]李遇春《诗学追求与文化旨趣——评柳忠秧的(序二)》,柳忠秧《岭南歌:柳郎犭*虫唱岭南好》,广州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10页、第15页。

  [6]王国维《人间词话》,陈鸿祥《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8]樊星《悦赏楚人柳忠秧的长篇史诗》,柳忠秧《岭南歌:柳郎犭*虫唱岭南好》,广州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63页。

  [9]古远清《浓墨重彩燃法豪情》,柳忠秧《岭南歌:柳郎犭*虫唱岭南好》,广州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85页。

  [11]《辞海》(语词增补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9页。

  [1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作者熊国华:著名学者,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